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计划”：既是研究者，也是沟通者、见证者和讲述者

中新社北京7月5日电 题(tí)：中国发现30万年前(wànniánqián)东亚最早木器意味着什么？ ——专访中国科学院(zhōngguókēxuéyuàn)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中国西南甘棠箐遗址发现30万年前、已知东亚最早木器(mùqì)的研究论文，北京时间7月4日凌晨在(zài)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线发表(fābiǎo)，这项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旧石器时代木器考古发现和多学科(xuékē)研究成果，备受关注。 30万年前的(de)木器是如何发现、测年及保存下来的？如何确定这些木器是古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与(yǔ)非洲、欧洲等已(yǐ)发现旧石器时代木器相比，这些木器有哪些特点？这项发现有何研究(yánjiū)价值与学术意义？作为(zuòwéi)甘棠箐(qìng)遗址多学科团队组织者，论文第一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代表甘棠箐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团队，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围绕这些议题科普解读。 现将(xiànjiāng)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甘棠箐遗址(yízhǐ)是(shì)处什么样的遗址？其30万年前木器是怎么发现和测年的？ 高星：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坐落于抚仙湖南约5公里一处坡地上，海拔1836米。该遗址发现于1984年(nián)(nián)，1989年做过首次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dòngwùhuàshí)；2014年-2015年和2018年-2019年两个野外考古季(jì)被再次发掘，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动物化石、木质材料(cáiliào)、植物种子。 本次发表论文的研究材料(cáiliào)来自甘棠箐遗址新近两次考古(kǎogǔ)发掘，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当属出土35件保存完好、年代为距今约30万年的木器(mùqì)，是目前(mùqián)东亚地区最早的木器，其痕迹清楚、特点(tèdiǎn)鲜明，主要功能是挖掘可食性植物根茎，可称作“挖掘棒”。这35件木器的树种来源主要为松属，约占70%，另有约3%的树种为壳斗科植物，其余木器为阔叶(kuòyè)材树种。 在甘棠箐遗址，与木器伴生的文化遗存包括大量石制品(shízhìpǐn)、骨角器、动物化石、植物遗存，其成组出现(chūxiàn)的同类工具在世界(shìjiè)范围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非常罕见。 测年是(shì)考古学的(de)基础性(jīchǔxìng)工作，研究团队采用古生物地层学、古地磁学、光释光、电子自旋共振方法等多种(duōzhǒng)测年手段，获得甘棠箐遗址的形成年代范围为(wèi)距今20万年-35万年，进一步结合地层关系建立可靠的年龄框架模型显示，该遗址含石器与木器的地层年代跨度为36万年-30万年至29万年-25万年之间(zhījiān)，由此确认木器年代为30万年前。 本次研究的甘棠箐遗址位置图(wèizhìtú)。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jǐzhuīdòngwù)与古人类研究所 供图 中新社记者：30万年前(wànniánqián)的这些木器，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高星：植物材料很容易腐烂降解，不易形成化石变成考古标本，因此(yīncǐ)30万年前木器等(děng)大量植物遗存能被完好保存下来，这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十分罕见，而论证(lùnzhèng)其年代的古老(gǔlǎo)性和埋藏条件及古人类生存的环境背景成为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 研究团队通过大型植物化石、孢粉数据、湿生植物、大型哺乳动物(bǔrǔdòngwù)和小型(xiǎoxíng)哺乳动物及(jí)龟类、鸟类等遗存，开展多学科综合(zōnghé)分析表明，甘棠箐古人群生活在温暖潮湿的热带、亚热带环境下，周围水草丰沛，林木茂盛，动物种类繁多，是一块理想的古人类栖居地。 通过地貌、地层和埋藏学(xué)的多指标分析，研究团队认为，甘棠箐遗址位置(wèizhì)与环境(huánjìng)特殊，人类活动时期形成的沉积物主要为河湖相堆积，是古抚仙湖湖岸河湖相沉积的结果。遗址在饱水、稳定的环境和快速(kuàisù)埋藏的条件下保存了大量有机质材料。木器(mùqì)等有机物被埋藏在富含有机质的潮湿黏土地层中，缺氧环境则(zé)造就木器及其他有机质材料得天独厚的保存条件。 本次研究的甘棠箐遗址出土(chūtǔ)30万年前木器。 中国科学院(zhōngguókēxuéyuàn)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供图 中新社记者：怎样确定这些木器是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具(gōngjù)？ 高星：甘棠箐遗址出土近千件木质材料中，35件被鉴定为人工加工的木器。这些木制工具形态(xíngtài)多样，其中32件在尖端/刃部/底端有明确的人工修理痕迹(hénjì)，被加工出可以用于挖掘(wājué)的尖端。其中，2件为需双手持握的大型挖掘棒；4件具有独特(dútè)的钩状尖刃，可能用于切断植物根系(gēnxì)；其余则为可单手持握的小型挖掘工具。 为论证(lùnzhèng)这些木器的人工属性及其特定功能，研究团队展开痕迹(hénjì)分析、残留物分析和实验模拟等专项研究。肉眼观测和在(zài)显微镜下的微痕分析表明，这些痕迹出现在特定部位(bùwèi)并具有方向性，是确凿的人类加工与使用的证据。 多数木器的(de)尖端保留土壤残留物，进一步证明这些(zhèxiē)木器的主要功能是挖掘可食性的地下植物根茎。刃部抛光条痕、断裂磨损和粘连的土壤及植物残留物等，证实该批木器工具被高强度使用(shǐyòng)过。 研究团队还(hái)开展针对性模拟实验，进一步论证(lùnzhèng)这类木器能被旧石器时代人类用简单的石器加工制作并具有挖掘的功能。 中新社记者：甘棠箐遗址发掘研究团队的构成是(shì)怎样的？该遗址木器与旧石器时代非洲、欧洲等地木器相比(xiāngbǐ)有何特色？ 高星：甘棠箐遗址发掘研究团队由中外多家科研单位的专业人员(rényuán)组成，开展综合性、多学科、跨平台的合作研究。其中，论文第一作者(zuòzhě)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刘建辉，本人和澳大利亚(àodàlìyà)伍伦贡大学理学院李波教授(jiàoshòu)为通讯作者。 团队成员还(hái)包括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yǔ)古人类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和云南省文物考古(kǎogǔ)研究所、成都理工大学、香港大学、云南大学(yúnnándàxué)，以及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等众多科研人员。 研究团队对比分析发现(fāxiàn)，旧石器时代的木器在非洲、欧洲等此前(cǐqián)虽已有所发现，但甘棠箐木器与英国(yīngguó)克拉克顿、德国舍宁根、赞比亚卡兰博瀑布等遗址木器不同，保存完整，功能明确。 相较于欧洲、非洲遗址出土的木器，甘棠箐的木质工具种类更丰富，尤以小型单手持握的木器为主(wéizhǔ)，反映出生活在此地的古人类群在木材选择(xuǎnzé)、功能性刃部预制方面具有前瞻性(qiánzhānxìng)和计划性，能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xūqiú)制作不同形态的工具。 本次研究还揭示(jiēshì)在与欧非不同的环境背景(bèijǐng)下，东亚古人类(rénlèi)独特的适应策略和生存方式：甘棠箐早期人类在亚热带环境中以植物资源为重要食物对象，而在欧洲舍(shě)宁根等北温带环境中，对大型哺乳动物的狩猎则明显占据主导地位。这(zhè)揭示出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以及东亚古人类因地制宜、灵活变通的适应生存策略。 此外，石器(shíqì)是旧石器时代人类主要的(de)技术与(yǔ)文化信息载体，相较于欧亚大陆西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石器注重(zhùzhòng)修型与规范化趋势，以甘棠箐为代表的东亚古人类则更注重对石器刃口的修理，这应该是东亚古人类在面对相对劣质的石器原料时采用的简便务实的应对方式，也体现出(chū)旧石器时代人类技术与文化的多样性。 多学科研究团队在(zài)甘棠箐遗址发掘现场交流。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yánjiūsuǒ) 供图 中新社记者：甘棠箐遗址出土30万年前木器意味着什么？有何(yǒuhé)研究价值与(yǔ)学术意义？ 高星：甘棠箐遗址出土的数十件木器是一项世界级(shìjièjí)的重大考古发现，不仅填补(tiánbǔ)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木制品研究的空白，同时对(duì)探讨木器的起源、加工技术、功能、演化发展过程具有重大意义。 这批木器加工与使用痕迹清楚，用于对植物食材挖掘的(de)(de)功能特点明确，对于认识东亚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文化与技术特点和认知、适应生存能力与方式，具有重要(zhòngyào)学术价值。 30万年前甘棠箐成组木器的出土，证明东亚远古人类确实制作和使用过(guò)木器，木器在人类的生存活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甘棠箐所出土的挖掘工具大大拓宽了人们对早期木器加工(jiāgōng)技术和使用功能的了解，也(yě)使学术界流传的“东亚竹木器假说(jiǎshuō)”得到强有力支持。 甘棠箐遗址保存的(de)(de)木器等大量植物遗存，首次揭示古人类广谱型的植物食材；首次提供(tígōng)古人类运用木质工具挖掘利用地下植物根茎等食物资源的可靠证据。 本项研究既充分展现古人类生产、生存方式的(de)多样性和复杂性，还多方面改写了学术界对于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存能力与方式、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特点及其成因(chéngyīn)的认识(rènshí)。(完) 高星，考古(gǔ)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yánjiū)所研究员，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名誉主席，国际史前与原史研究院院士。曾任(céngrèn)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周口店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等职。目前担任(dānrèn)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与遗传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史前考古》主编、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zīxún)委员(wěiyuán)、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kǎogǔxué)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以及西北大学、吉林大学、郑州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shì)人类起源、演化和旧石器时代技术与文化，已发表重要(zhòngyào)研究及科普论著300余篇(部)。